尽管伦敦的对华态度还远谈不上转向——克莱弗利的论述中依然不乏充满冷战思维的陈词滥调，但他也无意中点破了英国扭曲的极不健康的政治现实：“新冷战”令一些英国人满意，而对华合作受到批判。这些年正是这股逆流推着中英关系走入歧途，走到现在的困难境地。英国首相经历了走马灯式的轮替，在对华态度上却进行了好几轮强硬加码，对中英关系造成严重伤害。
另一面，寻亲路上这些年，家长们互帮互助，某种意义上已经成了朋友，甚至更熟的关系——无论是公开还是私下场合，他们互称“兄弟姐妹”。
曾经以领土防御为重点的国防战略已经无法满足澳大利亚的野心，遥望中国，“澳大利亚要做到在潜在敌人到达海岸线之前就威慑他们，无论是在海上、空中还是网络上。”
中国科学院院士、2013~2018年曾担任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主任的杨卫曾指出，对于有限的、且增幅逐渐减少的科技资源，我国科学家目前通过相互竞争，呈现的是一种近于零和博弈的状态。然而参考国际经验，一个好的基础研究环境应当是宽松型博弈状态，能鼓励更多自由探索，激发颠覆性成果。
中国科学院院士、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研究员周忠和负责的“克拉通破坏与陆地生物演化”成为2016年首批获得该项资助的三个项目之一。他对《中国新闻周刊》说，该项目经费管理比较宽松，但问题是这种项目太稀缺了，这虽然是一种稳定支持的模式，但本质上仍是一类竞争性很强的项目。庄辞也认为，这类项目支持的比例非常小，仍是面向极少数人，目前竞争已趋白热化。
中新网北京9月21日电 “国际传播应该是全球的、沉浸的、融合的。”
9月21日，由中国新闻社主办、中国新闻网承办的“创新国际传播 讲好中国故事”研讨会在北京举行。中国人民大学国家传播战略研究中心主任李沁在会议上如此表示。
中国人民大学国家传播战略研究中心主任李沁 中新网记者 李霈韵 摄
当今，世界各国之间的依存度加深了，同时矛盾也在加深，在这样一个二元性的历史情境当中，加上数字智能带来的巨大不确定性，推动了整个国际传播叙事范式的转向。
在“国际传播的道与策”主题研讨中，李沁指出，目前，国际传播强调的是物理上的国际间交往，我们立上很多碑、列上很多号，但互联网带来了物理边界的消失，挑战国际传播的传统概念。
当前，我国正处于国际间的摩擦和冲突之中，在这一历史节点上，国际传播面临着怎样的状况？我们要怎样做？
基于当前国际传播的形势，李沁指出，叙事不应该内外有别，做宣传不应该分外宣和内宣。“放在国内网站上的内容，国外就看不到吗？现在内外宣的壁垒、边界越来越模糊了，在这样的情况下，我们写的任何东西其实都是面向全球的，世界真的已经是一个‘地球村’了”。因此，国际传播的叙事必须是内外融合的。
总体来说，国际传播就是跨越时空的信息搬迁和文化交流。当前，国际信息流开始发生转变，李沁认为，这是通过大量第三世界国家的努力没有实现的，但技术在某种程度上实现了这一点。
李沁认为，互联网是去中心化的。传播技术和模式的变革带来国际传播的转向，使得越来越多的人参与到国际传播中来，任何人在手机上说一句话、发一条内容都会影响整个全球传播生态。因此，我们要提升全民的国际传播素养。
李沁还表示，现在所有的人都叫生产消费者，我既生产也消费，我既是参与者，读新闻也制造新闻，“我提出一个沉浸新闻的概念，就是我们进行新闻狂欢性的合作”。
李沁总结认为，文明的互鉴，文明的交流，这是不可挡的趋势。因为将来人类必须在一起，因为我们要面对的是AI机器或者外星人，我们必须要形成我们的智慧，很都年前比尔·盖茨做了一个事情，把科学家支持到一个网络，把最聪明的人连接在一起，也许我们某一天要把所有的大脑连接在一起，对抗最聪明的大脑。(完)
【编辑:曹淼欣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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